春节出境游升温，保险怎么买******
去澳大利亚看袋鼠，到马尔代夫晒太阳，在法国看看卢浮宫……随着2023年春节的临近，加之出入境政策的优化调整，跨境游市场正全面回暖。携程发布的《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》显示，2023年春节前十名出境游目的地包括：澳大利亚、泰国、日本、中国香港、马来西亚等。同程旅行数据显示，1月8日出行的出入境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628%，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。
出国旅游语言不通、环境陌生，旅途中航班延误、意外伤害、医疗救援等风险不可忽视，若是发生紧急情况，异国他乡，也容易手足无措。该怎么有针对性地配置保险？买保险又有哪些注意事项？
境外旅游风险多
随着1月8日零时起中国取消入境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等政策的正式生效，加之2023年春节的临近，7天长假近在眼前，出境旅游将迎来一波小高潮。同程旅行数据显示，实施“乙类乙管”政策的首日，同程出入境机票订单量同比暴增628%，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。
出门在外，不可控的因素很多，从旅行前的机票酒店准备工作，到游玩结束返程回家，每个环节都面临一定的风险。想要在国外安心地游玩和消费，提前准备好保险防患于未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，那么，出境旅游一般都会面临哪些未知风险呢？
对于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风险，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，旅行前存在由于恶劣和极端天气，比如暴雪、大雾或其他客观原因，导致旅行取消和改签的风险；旅行途中，财产方面存在随身财产被偷被盗，或行李托运途中遭第三方承运商损坏的风险；医疗方面，存在由于水土不服导致急性肠胃疾病，旅途劳累导致感冒发烧等常见呼吸道感染疾病，或在参加热门娱乐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发生的风险；旅行结束后，如在途中发生意外受伤或疾病，则面临需要回国继续治疗的风险等。
跟团游省心又省力，掏钱少操心，是很多游客的选择，一般情况下，旅行社也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，这种情况是不是不用再买保险了？其实并不是这样，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表示，一般旅行社给游客配置的保险是旅游责任险，主要保障因旅行社方面的疏忽和过失造成的对游客的损失，而非旅客自身的风险。所以，作为游客，最好是另外给自己或家人购买一份保障范围和保障额度合适的、含有紧急支援服务的境外旅游意外险。
除了关注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，意外发生后能不能及时获得帮助或救援也同样需要关注。某保险经纪公司旅行险销售总监告诉记者，近期咨询境外旅游保险的消费者越来越多，不论想去哪里，语言不通、人生地不熟是多数人需要面对的情况，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行保险至关重要。旅行途中，无论是意外受伤、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遗失，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。
需关注服务能力
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，国内各大保险销售平台上都能购买相关的境外旅游险，境外旅行产品琳琅满目。
以支付宝上的蚂蚁保平台为例，1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检索发现，在售的产品有“平安官方境外旅游险”“华泰境外百万全球旅行险”“安联全球旅行签证险”“安盛亚洲旅行险”“美亚全球通境外旅行险”等。
在保险价格方面，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，依据保障额度、保障期限、保障内容不同，保险产品价格从最低18元到上千元不等。保障时间最长可达一年，并且，多数境外旅游保险的责任还提供旅行者随身财产、旅行证据遗失、银行卡盗刷等多项责任，不过，保险责任越多，保障时间越长，保费也就水涨船高。
谈及产品的选择，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表示，当前市场常见的境外旅行险产品，以综合性的境外旅行险产品为主。游客可以根据旅行目的地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。
对于不同地区的情况，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举例表示，亚洲地区，一般设施比较完善，在风俗习惯等方面中国游客也比较熟悉，建议选择保障和保额相对比较基础的境外旅行险产品；欧美地区，一般医疗费用较高，由于路途较远，风俗习惯差异较大，旅客可选择医疗保额较高、含医疗运送、紧急支援服务、随身财产、托运行李损坏、行李延误、航班延误、个人责任等全面保障的境外旅行保险产品。
除了选择保险产品种类，选择哪家保险公司也需要斟酌，上述保险销售总监认为，在保险公司选择方面，可以优先选择大型保险公司、一些外资或者合资保险公司，因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一旦遇到意外，可能需要保险公司提供国际救援，这时候就考验到保险公司在当地的资源和自身实力了。
东西问·人物丨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******
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：杨念群：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 徐鹏远
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“杨公子”。
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。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，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；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，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，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；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，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。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，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，梁思成、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……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，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。
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，不过，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。他自幼不缺书读，不仅祖父有藏书，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，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。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，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。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，杨念群的“野心”更是颇有杨、梁的气魄。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，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、悲喜命运。
杨念群。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
中国新闻周刊：先请你介绍一下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这部新作品的缘起。
杨念群：以往二十年，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，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。但我认为，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，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。如果要摆脱学界“言必称希腊”的困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，加以重新解读，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。
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“概念史”兴起的意义。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，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，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。比如“大一统”，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、人口众多，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，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，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。
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，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，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，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。其实古人讲循环，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，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，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。
另外，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“眼光向下”的热潮，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。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，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。因此，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。我试图重建一种“眼光向上”的视角，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。
《“天命”如何转移：清朝“大一统”观的形成与实践》中国新闻周刊：近二十年左右，“何为中国”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。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？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“何为中国”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？
杨念群：当然可归于“何为中国”这个话题范围之内，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“中国”问题的讨论，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。
我一直认为，“中国”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。但历史上“中国”内涵不断发生变动，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。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，常常是建立在“中国”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，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，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。其实对“中国”的使用，历朝历代均不相同。
比如宋明士人使用“中国”的频率相对高一些，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，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。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。
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“从周边看中国”的热潮，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“中国”。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，但我感到困惑的是，只从外部看“中国”，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。因此，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“中国”观念的演变，但不应局限于对“中国”本身的理解，而是应该把“中国”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。
2022年12月，黄河壶口瀑布。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：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，“清代‘大一统’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，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。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，却至今犹存不灭。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什么只有‘大一统’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、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？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？”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？
杨念群：第一，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，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，“个人”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，获得某种安全感，“个人”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，这就为“大一统”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。第二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，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。“大一统”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，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。当然，除了“大一统”外，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比如“天下”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，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，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，至于到底怎么落实，始终众说纷纭，语焉不详。第三，古代“大一统”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，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面相，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。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，“大一统”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，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。
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。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
中国新闻周刊：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、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，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。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，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“母题”。你的“母题”是什么？
杨念群：我理解你说的“母题”的意思是，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。如果说有什么“母题”的话，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，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“政治动物”的。
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，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，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。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，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，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。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“政治史”“经济史”“社会史”“文化史”等类别，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，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，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“政治”行为。至少“政治”作为“母题”，具有聚拢其他“主题”的典范作用。表现方式也是有“实”有“虚”，“实”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，“虚”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。
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，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，应该发挥想象力，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“虚”的部分。从某种角度说，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，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，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，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。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，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，但要想确定一个“母题”，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，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，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，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。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“母题”的一个基本要求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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